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

 

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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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灯》第十七期  简帛研究网  201111

 

内容摘要:作为系列研究文章中的第一篇,本文通过对先秦文字材料中部分有虚词属性的词汇进行文本统计分析,尝试揭示出这些词汇的历时性发展变化及其中体现出的一些地域性用词特征,以期为先秦文献的断代分期和地域归属划分提供一个大致客观的、可操作性较强的衡量标尺。

关键词:先秦 汉语 虚词 历时性 地域性

 

关于先秦文献的分期分域问题,学界多有讨论,但至目前为止,结论大多仍是模糊的。

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就曾指出这一点:

过去研究古书和古书的关系,比如哪个比哪个早,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推定,可是年代每每没有绝对的定点。比如假设有三种书,A早于B,B早于C。按相对年代来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得早些,也可以放得晚些。你只要把这三个点的顺序排对了,形成一个系列,就完了,很难知道它的绝对时间在哪儿。[]

郭锡良先生在《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中也曾指出:

当前最需要提倡专书的语法研究和断代的语法研究。三千多年来的汉语语法史必须建立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而断代研究又需要从专书语法研究开始。[]

笔者在《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一文中对相关内容也略有涉及,但因与该文主旨关系不大,故并未展开分析。后蒙李锐先生的支持与鼓励,笔者对过去的一些零散的心得做了一些整理,在此尝试以多篇系列文章的分述形式,从几个方面对如何有效地进行先秦文献的分期分域研究做一探求,虽未必能做到涵盖可用于分期分域研究的所有方面,但希冀或有所得。因笔者并非专业人士,故文中必多有疏漏之处,则仰赖博学君子多有指正了[③]

在本篇之中,着重讨论的是与虚词有关的问题。

虚词,作为语言文字构成中最活跃的部分,相关研究一直都非常得到重视,总体上说,大致可以分为对金文的虚词研究和对某部专书的虚词研究两大类。宏观来看,对金文的虚词研究,不少都局限于以已有的某类分期为基础讨论虚词现象;对专书的虚词研究,则多是并不分篇,而是将全书各篇皆视为一个共时的对象来分析。这两种状况的存在,或即是虚词研究难以细化的主要原因了。故而,在本文中,对金文的已有研究结果,从审慎起见出发,分期存在争议的则取其较晚者,词性存在争议的则不以虚词视之。对于专书,则尽量拆分成组成篇,逐一统计分析,以期可以观察到更多的细节。

既然要讨论先秦文献的分期,殷商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自然都是可资借鉴的相当好的参照系,相关的研究也甚多,如管燮初先生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④]、张玉金先生的《甲骨文虚词词典》[⑤]和《西周汉语语法研究》[⑥]、杨怀源先生的《西周金文词汇研究》[⑦]、武振玉先生的《两周金文词类研究 虚词篇》[⑧]、梁华荣先生的《西周金文虚词研究》[⑨]、李山川先生的《西周金文虚词系统研究》[⑩]等等,皆各有所长。单篇的论文,自是更不胜枚举,此不俱列。综合平衡一下的话,就可以大致列出一些具有分期意义的典型词汇,如见于殷商时期的其、隹、不、乃、之、于、弗;见于西周早期的以、氒、克、则、为;见于西周中期的初、否、俾、遂、故、弋、可、允、逌;见于西周晚期的囟、衣、孔、汝、实、曷等等,本质上,对于先秦文献的分期,自然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先秦存世文献加以完全的统计分析,将这个序列依时间特性继续列举下去,得到一个完整的虚词使用情况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时间序列表格,而这张表格所将体现的内容丰富性,自然也是毋庸多言的。

当然,由于笔者客观条件上的一些限制,进行穷举式的完全涵盖分析不甚现实,故而笔者选择了一些较易统计的,不大会混入非虚词用法的词汇做了些统计,统计样本则是使用从“中华文化网”等若干网站下载到的纯文本文档。虽然这样得到的纯文本文档在准确性上或略有不足,且因为统计并非是纯人工操作,难免会混入些非虚词用法,又加上先秦时期虚词用法与非虚词用法的界定往往也不甚清晰,故而文中统计并未加以过多区别[11],但对于统计结果而言,这些显然并不会影响到对宏观特性的分析。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学界对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时段分期习惯上皆是分为早、中、晚三期,但鉴于春秋战国文献材料自身所体现出的特征,故笔者对于春秋和战国的时间段分期,是各划分为等时段的四期,皆顺次以初期、前期、后期、末期命名,这一点和通常的分期方式有相当的不同。

首先,用以确立时间段的虚词有以下各词:其、于、不、乃、之、弗、兹、亦、终、咸、及、由、则、厥、克、哉、或、肇、攸、是、以、因、曷、可、矧、凡、将、俾、俱,这些虚词用来界定殷商和西周的虚词特征。

其次,还需要用以确定时间段和地域方面无争议的基本材料,对此,显然《春秋》一书是比较符合的。时间段上,基本涵盖春秋时期,地域归属上,是鲁国的文献,这个一般都不存在什么争议,所以,下面即以《春秋》为始发点,展开对先秦文献中部分具虚词性词汇使用的探索历程。

 

《春秋》

(请参看本文所附《春秋、周易统计表》一[12]

《春秋》《周易》统计表一.PNG

由表中所列可见,前文所列殷商西周虚词中,《春秋》用到的其、于、不、乃、弗、克、是、以,由此可以确定,另外一些词是属于春秋时期的,如:肯、未、与、如、犹、而、且。

从表中还可以观察到,前文所列殷商西周虚词中,过半的虚词皆未出现在《春秋》之中,这一点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春秋》是以一种高度固化的记录范式来记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史笔这个概念,即史官所使用的,往往是与所处时代有相当脱节现象的固化语言范式。而西周虚词用量较少,又说明这种史笔范式,有相当大的可能是承袭自殷商时期即已有的记录习惯。因此,鲁史从文化角度而言,与其说归属于周文化,不如说受殷商文化的影响更大。

对于春秋时期虚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补入春秋金文和盟书等出土材料中的已见虚词。如:

尽:见于侯马盟书[13]

常:见于《延敦》

虽:见于《秦公镈》

再:见于《叔夷钟》

彼:见于《徐沈尹钲铖》

此:见于《莒叔仲子平钟》

所:见于侯马盟书

焉:见于温县盟书

於:见于信阳楚墓编钟

者;见于《庚壶》

这里需要辨明的一点,学者们往往习惯以金文为讨论主体,固然,对于西周时期而言,以金文为讨论主体是很恰当的,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金文就存在极大的局限性的,原因很简单,正如殷商时期甲骨是文化记载的主体一样,西周时期金文则是文化承载主体,但春秋以降,承载主体已经变为简牍等形式,金文不再是主要承载者了,故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来推说当时的文字及词汇情况,必然失之偏狭,而《春秋》用词又较保守,所以经过了这样的补入后,实际也仍不能整体上反映出春秋时期的虚词使用情况。

因此,还需要引入另外一条内容来确立一个相对的时间序列,即:

在其它方面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使用更多种词汇的篇章相对出现得较晚。

这一点在宏观角度上自然一定是成立的,但显然不适合极限到微观考察中,也即不能简单地抽离其它背景材料而引用这个内容来机械地判断单独的两篇文献孰早孰晚。

有了以上的准备,就可以对先秦文献进行比较充分地分期探索了。

下面首先要讨论的内容,就是《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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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

关于《尚书》各篇内容及成文时间的讨论,若全部找来看的话,绝对足以让人耳鸣目眩的了,因此,这里并不打算再复述一遍这个繁复庞杂的学术史过程,只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略加提及,因为这个方面的研究几乎就己触及史实,惜于多数学者似皆不愿冒大不韪而直接揭开谜底。

在笔者的《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中就已经引用了张玉金先生的部分研究成果来说明这个问题,这里还可举出钱宗武先生的研究:

“之”、“乎”、“者”、“也”是文言文的代名词,结构助词“者”和语气助词“也”是文言高频虚词,几乎每一部文献每一篇文章都少不了“者”“也”。然而今文《尚书》却没有“者”、“也”。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14]

今文《尚书》的语言特点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语言现象,具有系统性。今文《尚书》和甲、金文属同一语言系统,是汉语最早的书面语。甲、金文的语言远远不及今文《尚书》丰富系统。今文《尚书》既包容了汉语文献语言一些初始形态的语法规则,又包容了汉语文献语言一些成熟的语言形态和语法规则。今文《尚书》是汉语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语料。

再如钱宗武先生的《今文尚书语法研究》中言:

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金、甲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甲文以书写的材料定名。书写者用锋利的刀作笔,把字刻写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甲文的主要内容是h辞,有程序化的行文格式。殷墟b辞就一般分为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金文也以书写的材料定名。书写者亦以刀为笔,先在泥范上刻写.然后再把字铸刻在青铜器皿上,西周称青铜为吉金,故有金文之称。金文虽内容广泛.但篇幅多短小。因而,商周金、甲文有字数篇幅、行文格式等诸种限制,不能全面反映商周语言实际。今文《尚书》却能补其不足。今文《尚书》经文有16935字,《盘庚》长达1283字。今文《尚书》主于记言,也有叙述、描写,比较系统地多侧面地反映了商周语言风貌。因其以记言为主,虽是书面语,却是口语化的书面语,所以既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又具有口头语的特点。[15]

类似的内容在很多《尚书》语言研究文章中往往可见。

问题只在于,罕见有学者直接提出《尚书》并不属于西周时期,也不会晚于春秋。而更容易见到的多是与张玉金、钱宗武先生类似的观点,即将《尚书》中与西周金文不同的特点归结于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差别,或者转写传抄的变化。又或者承袭疑古学者所论,将若干《尚书》中的篇章直接拉低到战国秦汉时期,如此等等。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归结,本身都只是假设,而且是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支持的假设。

按照前文已经归结出的研究方法,不难排列出《尚书》的表格(请参看本文所附《尚书统计表》)。

《尚书》统计表.PNG

这个表格的有效性,可以由两篇有明确时间上限的篇章来确定,即《文侯之命》与《秦誓》,由表中可见,这两篇文章的用词情况皆与当时的金文颇相吻合,这也就证明了,《尚书》与金文在用词方面是同类的文体,不存在口语书面语之别,而若假设改写情况的普遍存在,那么就将面对何以偏此二篇未经改写的问题,显然,更合理的判断是,虽然不能排除极少的增益改写情况,但《尚书》总体上并无大的改动。

对于改写增益的判断,可以由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表中,很容易观察到,《酒诰》篇中的“当”、“於”两个词的统计所得处于孤立位置,和整体局面甚不兼容,而且这两个词集中处于篇中的一句引语之中,即:

古人有言曰:人无水监,当民监。

而这句话,前人已指出恐为增窜内容,郭沫若先生言:“此文两用‘於’字,不类古语,当是周末儒者所增窜。”[16]再如《召诰》中的“曷其奈何弗敬?”一句,“奈何”一词多见于战国文献,战国之前的文献仅一见于此篇,故恐亦有增窜的文字。这也说明,该表不仅可以用来标明各篇章的时间序列,而且于增益内容的甄别,也有很大的辅助效果。类似应用,还会在后文的其它先秦文献内容讨论中涉及。

回到《尚书》该表,不难看出,除篇幅甚短的《甘誓》篇以外,《尚书》中的篇章多数处在《文侯之命》与《秦誓》之间,而《盘庚》、《金縢》、《尧典》、《皋陶》几篇历来多有学者指出形成较晚。更能说明该表的有效性的内容在于,著名的周初八诰,在表中可以呈现出完整的形成时间序列。至于《甘誓》篇,明显是因为篇幅甚短使得所用词汇极为有限,所以才得不到较多的统计结果,而由其行文浅易观之,其成文恐也是在《文侯之命》成文之后的事情。

在之前所列关于金文词汇研究的书目中,已多有学者指出“者”、“也”是出现于春秋中晚期,那么结合钱宗武先生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即《尚书》中的全部篇章,最有可能是成文于春秋初期至春秋前期[17]。再联系到春秋时期周晋的关系,一个很可能最为简明的划分就是,表中八诰及之前的篇章归入春秋初期,对应于晋文侯至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这段时期。

表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如”字高频出现于与殷商文化有关的篇章之中,由此或可推测,“如”相对于“若”而言,是殷商文化影响范围下的典型特征词汇,且相关篇章和春秋五霸中的宋襄公所产生的影响很可能颇有关系。故《高宗》、《西伯》、《微子》、《洪范》、《汤誓》、《盘庚》可归为一类,其中《高宗》、《西伯》两篇可能属于春秋初期。

《费誓》属于鲁文化,似当为鲁尚未弱于齐之前的作品。由此可见“逮”的用法有明显的齐鲁文化特征,且更多用于鲁地。

《秦誓》和春秋五霸中的秦穆公的关系自是毋庸赘言。

《立政》、《君奭》、《无逸》、《金縢》为追念周公之作。

《顾命》、《吕刑》、《尧典》、《皋陶》则是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霸业颇相始终。《吕刑》篇的出现,正是晋郑刑书、刑鼎的先声。

若再考虑到《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所引之《郑书》,《礼记·大学》中:“《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所引之《楚书》,则春秋时期诸国《书》篇的形成几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类比。

盖周既东迁,在春秋初期,周王室不止是意图在政治军事上恢复其主导地位,而且也在文化影响领域做着同样的尝试,此即《周书》各篇所以成文传播之故。然于各国而言,周既东迁以后,人人皆弱视之。对于诸侯国而言,周的天命已失,各国皆在以此为契机探寻自身的天命取向。自然,虽于政治上仍时有依借,但文化上则倾向于摆脱周文化的阴影而寻求本地及原有文化的发展,此即《国语·郑语》所言:“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史记·周本纪》所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左传·隐公六年》中记载:“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国语·郑语》也云:“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 :‘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因此晋、郑有《书》,完全是形势所然,唯春秋时期郑、周颇为不睦,故晋的独大使《文侯之命》得以成为《尚书》诸篇成文时间之首的篇章。

宋襄公的霸业以及《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等多处的的强硬外交语言,无不彰显着宋一直未放弃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态度。

齐桓公的“诸侯会桓公于甄”[18]的始霸,直至“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齐使管仲平戎于周……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19]必然使得周文化的输入与齐地文化相融合。

秦自受封于西地,也同样致力于经营,《史记·封禅书》:“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见黄蛇自天属地,其口止于鄜衍。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

楚的问鼎,更是尽人皆知,虽然王孙满对之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但若以上列各国对天命的看法,则显然这个“天命未改”早已不再为各诸侯国所忌惮。如:

《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左传·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

《左传·庄公十九年》:“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

以上即《尚书》诸篇产生的历史背景。

由《春秋》及《尚书》的统计表,已经获得春秋初期和春秋前期用词特征的时间序列,由这个已知内容再做延伸,则进入春秋后期,先秦文献中属于这个时段的代表性材料为《山海经》和《穆天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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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和《穆天子传》

(请参看本文所附《山海经、穆天子传统计表》)

《山海经》《穆天子传》统计表.PNG

由表中可见,相对于《尚书》而言,《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出现了且、莫、者、独、也、久、甚等虚词,尤其是“者”、“也”的标志性存在,可以明确区别于春秋初期、前期。另外,《山海经》中无一例虚词“於”的用法,[20]《穆天子传》中也甚少应用,这也是两书在时间上上承《尚书》,绝大部分主体内容属于春秋后期的重要特征。[21]

关于《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两书,在学界几乎一直属于受冷落状态,人们所艳称者,多为其中被视为玄怪虚诞的部分,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依笔者所见,比较好的、可以说是从古文献角度对此二书做过较深度发掘整理的研究性著作,可以说一本都没有。

以《山海经》为例,当前的相关论述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以学脉正统自居的对《山海经》等不屑一顾者,往往是抱定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之类用以蛊惑人心的道德伦常说教和刻板低级的空洞言论,将浅薄夸饰为深刻,将浮泛推崇为广博,既读不懂《山海经》,又绝不承认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懂的道学类。

二类,是用“神话学”来装饰曲解,用非理性来充作研究,旁涉左迁、羌无故实,集五四以来各种奇谈怪论于一炉,或者不懂地理却强说地理,不懂生物又乱点生物,不懂天文偏攀附天文的伪学术类。

三类,是完全的信口开河,一会儿世界地图,一会儿外星来客,更加上大陆漂移、冰川海侵、洪水创世等等等等,都为我所用的异说炫世类。

偏偏象谭其骧先生那样审慎探索且有所斩获的研究不复得见。

回到分期问题,以《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论,学界通识往往是说这两本书是战国中晚期的,而反观《尚书》,学者们则一再倾向于论证各篇皆早出于商周,一扬一抑甚是明白,这只说明了一件事情,在文科领域,人们往往青睐观念好恶更甚于事实。

实际上仔细分析二书,不难看出,《山经》所记,条理分明,《海经》、《荒经》亦皆可考,[22]关于“四方风”、“王亥”等的内容,显然比《尚书·尧典》、清华简《保训》、《楚辞·离骚》等更有渊源,且书中绝不假天托命,论德言道,[23]这才是真正平实的体现,其中所记种种,往往上溯夏商,与周文化特征迥异。而《穆天子传》一书,岑仲勉先生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也曾做过一些探索,虽然其解释多不成立,但却仍揭示出书中地名或有承自西周者,也就是说,《穆天子传》很可能是在少量传自西周的片段记录的基础上钩稽、铺陈、扩充而成的。由以上分析可见,《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相当内容,很可能重要性绝不亚于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只是多有待甄别分析,认真探索而已。

再看地域特征,《穆天子传》无疑是周晋文化特征的,这一点无须多论。《山经》则要分为四方山经部分和中山经部分(二者在叙述上明显有异,故不难分别),而其中则以四方《山经》为早,《中山经》次之。四方《山经》的部分,以《北山经》最详,《西山经》次之,所以可以知道,四方《山经》同样是属于周晋文化。复由“爰”字的使用来看,《诗经》中,“爰”字见于二《雅》和《国风》中的《王风》、《魏风》、《邶风》、《鄘风》、《豳风》,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爰”字的使用则说明其当有同样的地域背景,故亦可以判断,《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主体上都是基于周晋文化的[24],而这与历史上晋文公之后的晋国霸业时段也正相吻合。

完成对时间序列春秋后期部分的词汇确定后,就可以由此延及春秋末期,用以确定这个时间范围内用词标志的典型文献显然非《诗经》、《司马法》和《孙子兵法》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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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请参看本文所附《诗经统计表》)

《诗经》统计表.PNG

《诗经》作为经部典籍的情况与《尚书》类似,历来不乏学者从观念出发“力证”其多为早出内容,或证《商颂》为商之诗篇,或证《雅》、《颂》多成于西周,唯《国风》属于辩无可辩的春秋作品,否则恐怕遭遇无二。

现在看表中统计,不难看出,《颂》的部分总体上虽似是较其它多数篇章早出,但恐早不到西周时期,《周颂》可能较早,而《鲁颂》、《商颂》稍后些,且三者应该说成文时间密近,联系到《国语·鲁语下》所传闻:“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虽则《国语》中的文字,其记言少有实据而颇多敷陈,然其事则多为确有,以正考父历宋之戴、武、宣三公观之[25],是《商颂》之始作正当于春秋初期,回顾前文对《尚书》诸篇的分析,则《商颂》之作,实颇有与东迁之后的周文化相抗衡的意味,而所谓“名颂十二篇”自然是类似于周初八诰一样,是在此后逐渐成文的,推想只是因后世相传有“正考父校商颂于周太师”之事,而旧说有《商颂》本十二篇者,故二者在《国语》中才合而为一。

复观《国风》,由表中不难看出,以《桧风》为最早,其所用词汇,属于春秋之时的都寥寥可数,其背景正与春秋初年郑灭桧相合,《诗》孔疏云:“《郑语》史伯于幽王之世为桓公谋灭虢桧,至平王之初,武公灭之。”读其诗句,哀音绵绵,真所谓亡国之声。《曹风》则除一见的“胡”字外,皆可属春秋初期、前期,《郑诗谱》曰: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河,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禹菲饮食而致孝敬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此一帝一王俭约之化也,于时犹存。及今魏君,啬且偏急,不务广修德于民,教以义方。其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国人忧之。昔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至春秋闵公元年,晋献公竞减之,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尔而后,胥有魏氏。

与表中统计情况,正相吻合。《周南》、《召南》从来皆以二南称之,今以统计表观之,《召南》的《江有汜》以下或更晚一些。其它各国的风诗,则大体皆为春秋后期之前的作品,稍见有春秋末期的词汇。《大雅》、《小雅》就比较特殊了,其中所见春秋末期的词汇颇为不少,故二者恐大多为春秋前期、后期乃至春秋末期的作品。

实际上,仔细考虑一下就不难意识到,当前所发现的西周有铭铜器不可谓不多,若以春秋时期称《书》引《诗》的风尚观之,西周铭文应该没有完全不见《书》曰、《诗》云的道理,但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绝无一见,纵有相似词句时,也绝不称《书》引《诗》,其中消息自不待言。

总之,《诗经》所用诸词,自是当以不晚于春秋时期为限,故可作为春秋与战国用词差别的标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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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和《孙子兵法》

(请参看本文所附《司马法、孙子兵法统计表》一、二[26]

《司马法》《孙子兵法》统计表一.PNG

《司马法》《孙子兵法》统计表二.PNG

《司马法》和《孙子兵法》可称是春秋军事史上的双璧,二书论述之深度,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无出其右者。且二者皆本于齐陈之兵学,故此等情况绝非偶然。太公望本即被尊为先秦兵法之祖,《逸周书》以及《管子》中的诸篇兵法内容,更可见齐国的兵家风范。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益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可见今之《司马法》基本为古《司马兵法》和穰苴兵法论着的合编,则其总体时间下限是春秋末期,而在战国后期经过整理,由表一可见,《司马法》的单音词用词范围统计结果并未超出以《诗经》为限的范围,由表二可见,“若使”一词似当属战国后期,这很可能就是齐威王时整理归并的痕迹。

兵圣孙武,也是齐国田氏之后。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比较表一中《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孙子兵法》较《司马法》多了“况”、“奚”、“每”等词,但整体情况与《诗经》统计结果比较的话,同样未出其范围。再比较表二,可以观察到《孙子兵法》较《司马法》无“若使”而多“有所”,且《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皆有若干不见于《诗经》的复音虚词,说明此二兵书较《诗经》更接近于口语。[27]由此可见,即使不知孙武之背景,也可以将《孙子兵法》的成文时间定在春秋末期。

《汉书·艺文志》中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由之前引文所见,这一点更可强调为自太公封齐始,齐地就颇有兵法传统,至春秋时期,齐之司马兵法,更举世独步,而田氏为其间最著者。在春秋战国这段期间,降及司马穰苴、孙武以至于孙膑、田忌,承家族之风尚,可说名将世出。若论百家源起,齐之兵家和法家,[28]其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历史进程之早,实堪当诸家之首,而彼时道、墨、名、儒、阴阳等家,皆还远未足以谓之成形。

至此,就得到了春秋末期的用词界定范围,单音词取《诗经》之限,复音词取《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之限,虽不能说完全符合史实,但当已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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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兵法》和《鬼谷子》

(请参看本文所附《吴子兵法、鬼谷子统计表》一、二)

《吴子兵法》《鬼谷子》统计表一.PNG

《吴子兵法》《鬼谷子》统计表二.PNG

依照前面的方法,可以知道,《鬼谷子》的文本特征是属于战国时期的。单音词统计方面出现了“最”的使用,复音词统计到的“然则”、“然而”、“将欲”都是不见于前面所列春秋时期文献的,而且由后面对《吴子兵法》、《商君书》、《墨子·城守》诸篇、《庄子》、《荀子》、《尉缭子》及《韩非子》的统计可知,“最”的使用多见于秦楚地区的文献。关于鬼谷子其人,秦汉以来已语焉莫详,由《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子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隋书·经籍志》皇甫谧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隐于鬼谷。”《史记集解》引《风俗通》:“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等记载大略可知,鬼谷子为战国时期楚之隐士,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一派的开创者,又或有传言为苏秦、张仪之师者,似可推测其人大致与吴起的生年接近。鬼谷子的隐士身份,则决定了《鬼谷子》一书在词汇使用上会大致滞留于其开始隐逸的时期,和《吴起兵法》的统计结果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单音词方面虚词“便”的使用,复音词方面虚词“未可”、“奈何”的使用,皆是《吴起兵法》与《鬼谷子》的不同之处。

既然已知《鬼谷子》体现的是战国时期的用词特征,那么顺理成章就可以推出,《吴起兵法》也是属于战国时期的,这一点与吴起其人的生平也正相吻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鲁君疑之,谢吴起。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候以为将,击秦,拔五城。……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此即吴起生平的大略。而由吴起终于楚地,或可推测《吴起兵法》即最后整理于楚并结集流行,而由统计表的结果来看,现在所见的《吴起兵法》,大体上确是战国前期的作品,纵后世略有更易,恐亦影响甚微。要之,推测《鬼谷子》与《吴起兵法》二书,属战国前期,应去史实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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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和《商君书》

(请参看本文所附《孙膑兵法统计表》和《商君书统计表》一、二)

《孙膑兵法》统计表一.PNG

《孙膑兵法》统计表二.PNG

孙膑作为孙武后人,战国时期的名将,见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既死,后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孙膑所传兵法,赖银雀山汉简的出土而得复见于世,由其与庞涓、田忌等同时可以推知孙膑大致活跃于战国后期,而由《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孙子曰:……是吾所以取庞涓而擒太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往而形不见。”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书策以舒其愤。”则可知《孙膑兵法》多成文于孙膑晚年,由《威王问》及《擒庞涓》等篇推测,或亦有弟子整理及记录的内容,要之《孙膑兵法》总体上属于战国后期的齐地兵书。由统计表可见,《孙膑兵法》中,《官一》、《势备》、《见威王》、《威王问》、《擒庞涓》诸篇,体现出了较其它各篇为晚的用词特征,故或可推测这几篇在今可见的《孙膑兵法》中是最后形成的。

商鞅,据《史记·商君列传》称: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用卫鞅,……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可知其人也是活跃于战国后期,其人之重要,由《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一语可见,而这句话也道出了,自春秋战国以来,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真正对各国构成重要影响的,多数是兵家与法家。今所传《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的著作汇编,自然大体上也是属于战国后期的作品。由统计表可见,《商君书》中,《徕民》、《外内》、《更法》、《农战》、《禁使》、《定分》诸篇似形成较晚,推测属于商鞅后学的作品。

《商君书》统计表二.PNG《商君书》统计表一.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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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子》

(请参看本文所附四子的统计表一、二)

《孟子》《尹文子》统计表一.PNG

《孟子》《尹文子》统计表二.PNG

《孟子》一书,为其弟子后学所记,故当属于战国末期,这一点自然不待多言。

《庄子》则比较复杂些,对于《庄子》内、外、杂诸篇成篇时间的先后,唐钺、刘笑敢等先生曾依凭“性命”、“道德”、“情性”、“精神”四词的统计结果论证内篇早于外篇、杂篇。对此研究方法,李锐先生在《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中给出了批评,正确地指出:

用以证明《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的性命、情性、道德、精神四个证据中,性命、情性、道德三个概念其实在和《庄子》内篇相当乃至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在使用了,只不过未见与《庄子》内篇罢了,能用而未见用,则我们不能由此推断使用了这几个概念的《庄子》外杂篇就一定比没有使用的《庄子》内篇的时代晚,因此这三个概念恐怕不足以证明《庄子》内篇的早出,而根据前述陈鼓应先生陈述的逻辑推理原则,我们可以相信,仅凭“精神”一个孤证,是难以断定《庄子》内篇早于外杂篇的。至于刘笑敢先生所提出的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辅证,借用前述张松辉先生的说法,这些方法的可靠性恐怕不如“词汇证明法”。同理,陈鼓应、朱伯、许抗生、王博登先生附属刘先生的结论所得出的一些推论,都有必要重新讨论。[29]

李锐先生所说甚是,《庄子》内篇仅七篇,一万三千八百余字,单字用量一千五百余,外杂则共有二十六篇,五万一千余字,单字用量两千六百余,显然外杂篇的字词使用量远大于内篇,从外杂篇中找出内篇没有使用的字词,从而说明外篇、杂篇晚于内篇,从统计学角度讲无疑是不能成立的。而由《庄子统计表》不难看出,内外杂篇之间,并无可以将之截然划分的词汇应用特征,各篇的成篇时间先后与其在内外杂篇中的归属也无显著关系。实际上,这里还可以提出一种更为明确的反证,即《庄子》一书中有仅见于内篇,而不见于外篇、杂篇的词汇,例如“河汉”、“存亡”等词,若依照唐钺、刘笑敢二位先生的分析方法,显然可以由此类词汇推断出《庄子》内篇当晚于外篇、杂篇,而这样基于同样的方法得出的推论结果,又明显是与唐钺、刘笑敢二位先生的推论结果不能同时成立的。另外,“精神”于《鹖冠子》一书多见,且又见于《鬼谷子·本经阴符》、《六韬·龙韬·兵征》,这些都是早于《庄子》的。因此,这也就说明了,由孤立的三五个词汇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来划分《庄子》各篇的成篇时间早晚的方法,存在着本质性的缺陷,并非是对统计学的正确理解和使用。

明确了此点之后,自然就回到了《庄子》一书多为弟子后学所辑的情况了,所以《庄子》也是战国末期的文献。

《庄子》统计表一.PNG

《庄子》统计表二.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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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统计表二.PNG

《荀子》统计表一.PNG

《荀子》与《韩非子》也是典型的战国末期文献,且多为自著,此点亦无须多论。

《韩非子》统计表一.PNG

《韩非子》统计表二.PNG

由此,就确定了四部属于战国末期的标准文献,再将统计所得新见词汇纳入表格,先秦时期文献的历时标准,即可大致确立了。

基于前面论述所获得的统计结果,再参考李锐先生对古籍年代研究的反思[30],不难认识到,由于不能期望任何一篇先秦文献皆可全部包括所属时期的字词,故各统计表所得的用词情况和未用词情况,大体上虽能用于确定各文献的时间上下限,而由统计结果所确定的该时间上下限,则有可能会早于文献本身的所属时段,虽然加大统计字词范围可以较有效地将所确定的时间上下限逐渐逼近文献本身的所属时段,但这一点又需要被统计的先秦文献篇章本身有足够多的字词使用量,从这个角度说,二百字左右及少于二百字的非系统性单篇文章往往就很难满足统计需求。并且。因为统计所用确定基点的文献自身的局限,也不排除偶尔有一些词汇本属于较早的时期,却排入晚期的情况。另一方面,自周王室东迁以来,各地区的区域化特征是逐渐加大的,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词汇的出现与使用越来越呈现地域性,以至于历时性的词汇统计往往无法体现共时角度的用词差异,虽然到战国末期,对该时期的文献的统计结果表现出了非常大的用词趋近统一的特征,但战国时期总体上而言,用词方面在各地域是相当不平衡的。又兼,先秦文献各篇中,章的存在有时会是独立性的,后人为某篇文章加序文和结尾,乃至在某篇中窜入整章的情况也往往是可能的。是故,历时性统计方法这些方面的局限性显然也需要得到相当的认识。

例如,以前面所用以确立统计基点的战国时期各书为例,如果排除二百字左右及少于二百字的非系统性单篇文章后,再以单篇文章的统计结果落在所预先设定的基点时段和之前的一个时段内为有效结果的话,各书中会有若干篇得不到这样的有效结果的篇章,共计有:

《孙膑兵法》的《官一》篇

《商君书》的《去强》、《开塞》、《壹言》、《战法》、《靳令》、《弱民》、《君臣》篇

《庄子》的《刻意》、《说剑》篇

《荀子》的《臣道》、《君子》、《成相》篇

《韩非子》的《主道》、《二柄》、《孤愤》、《和氏》、《亡征》、《三守》、《备内》、《观行》、《守道》、《功名》、《大体》、《问辩》、《饬令》、《心度》篇

若再使用学界最常用到的篇中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筛选的话,《商君书》的《弱民》篇有“乌获、唐蔑、庄蹻”;《庄子》的《说剑》有“赵文王”;《荀子》的《成相》篇有“惠施”《臣道》篇有“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 《韩非子》的《观行》、《守道》、《功名》、《大体》诸篇有“贲、育”、《二柄》篇有“韩昭侯、燕王哙”、《问辩》篇有“坚白、无厚”、《和氏》篇有“商君车裂于秦”、《备内》篇有“李兑”。所以,以上诸篇皆可藉此划入有效时间段。

这样,在没有导入其它信息的情况下,借助本文所述分期方法和篇中涉及历史人物事件分期方法这两种方法,即可将前列战国时期各书共计一百七十余篇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划入有效时段[31],但依然有十六篇不能有效断代分期,并且,“篇章所属时段和之前的一个时段”这样的范围,恐对于研究而言仍嫌较宽,故而还有必要作更多的分析,从其它各方面来探讨先秦文献的分期分域问题,以期由综合分析来使结果更为精确,不过这就是此后的论述内容了。

有了前面所得统计结果和分析认识,就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回溯一些原本在所属时段的确定上存在争议或比较模糊的先秦文献了。

 

《周易》

(请参看《春秋、周易统计表》一、二)

《春秋》《周易》统计表一.PNG

《春秋》《周易》统计表二.PNG

由表中不难看出,《周易》的经文部分,《卦辞》是春秋前期成文的,因为“所”、“而”皆仅一见,不排除改写缘故的话,《卦辞》可能会早到春秋初期,《爻辞》部分则显然是春秋后期成文的。《易传》之中,《卦象》(学界通常所称的《大象》)最为早出,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将此点印证于《左传·鲁昭公二年》所言:“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於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内容的话,就可以看出,《左传》所言之《易象》,很可能就是《易传》中的《卦象》。《杂卦》、《序卦》则很可能成文于春秋末期,至于《说卦》、《彖传》、《文言》、《系辞》和《爻象》,就都是战国作品了。观察《春秋、周易统计表二》的内容,还可以注意到,虽然《彖传》、《文言》、《系辞》和《爻象》中大多数被统计词汇分布在战国前期,但象“矣哉”、“不亦”却落在战国后期、末期的范围,这个现象很可能体现的是《彖传》、《文言》、《系辞》和《爻象》在战国后期存在着被二次修订改写的情况。笔者以为,凡存在类似的词汇聚集体现出较大断层的先秦文献,非常可能都存在着相似的修订改写,这一点在之前讨论《司马法》时也已略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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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考工记》和《仪礼》

(请参看《周礼、仪礼统计表》一、二)

《周礼》《仪礼》统计表一.PNG

《周礼》《仪礼》统计表二.PNG


由表中统计结果可见,《周礼》在用字方面没有超出春秋范围,但用词方面较《诗经》、《司马法》及《孙子兵法》为多,故应是战国初期的作品。李晶先生的学位论文《春秋官制与〈周礼〉职官系统比较研究——以〈周礼〉成书年代的考察为目的》从职官系统详细考察了《周礼》的职官名称后指出:

经过春秋官制与《周礼》职官系统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周礼》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职官在春秋文献和金文中可找到根据,西周官制与春秋官制比较言之,后者更接近于《周礼》职官体系。《周礼》书中的西周职官资料是作者添加进去的零砖散瓦,与整个职官系统无涉。在未作战国官制的全面比较以前,还不能说《周礼》作者主要依据的是春秋职官资料进行创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周礼》的成书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32]

基于这个情况,再考虑到要搜集整理相关职官系统的材料并系统化,则显然战国初期这个时段最为可能。

惠士奇、顾颉刚、杨向奎等多位研究者皆认为《周礼》的当出于齐[33],今由统计表可见,《周礼》中“奚”字的用法此前唯见于《孙子兵法》,所以可以推测很可能原本是齐文化方言,再考虑战国初期齐国的政局情况,《周礼》出于代齐之前的田氏之手,当甚为可能。

《考工记》一书,自统计表可见,字词的统计皆落在了战国初期,故可以推测《考工记》与《周礼》同属战国初期而稍晚于《周礼》,闻人君先生《〈考工记〉成书年代考》[34]一文就已指出《考工记》当属战国初期,且绝大多数学者皆认为《考工记》为齐国作品,那么就很可能《考工记》和《周礼》一样,同属田氏代齐前的准备工作。

《仪礼》一书,由统计表内容来看,绝大多数篇章属于春秋末期,唯《士虞礼》、《士昏礼》、《乡射礼》可能在战国前期有所改订,《服传》则显然是属于战国前期的作品,自这一点来看,旧说《服传》传自子夏,恐似有重新再提的必要。

沈文倬先生在《宗周礼乐文明考论》中指出:

“《士丧礼》于是乎书”应该总括四篇[35],都是孺悲所记录。《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返乎鲁。”其去鲁之年,《史记》所记有定公十二年(《鲁周公世家》)、十三年(《卫康叔世家》)、十四年(《孔子世家》)三说,江永《乡党图考》定为十三年,则返鲁在哀公十一年。《春秋》哀公十六年云“孔子卒”,然则孺悲从孔子问礼在十一年至十六年间,从学习到撰作当有一段时间,四篇写成初本当在哀公末年至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更可据以推断孔氏后学继孺悲之后纷纷撰作,各种礼典的书本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内由很多人陆续写成的。[36]

今由统计表可知,《仪礼》一书绝大部分内容可能皆是孔子弟子所为,而《觐礼》篇则很可能春秋后期的古礼遗文。

比较《周礼》和《仪礼》的区别不难看出,《周礼》重视实质性的政治机构组织构建,而《仪礼》则重视形式化的仪式规范,二者的差异,也正是齐、鲁两国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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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

(请参看《逸周书统计表》一、二)[37]

《逸周书》统计表一.PNG

《逸周书》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世俘》、《克殷》、《商誓》、《度邑》、《文酌》、《五权》、《成开》、《文政》、《武顺》、《皇门》、《大戒》、《尝麦》、《周月》、《时训》、《芮良夫》诸篇,很可能是春秋前期作品。《武穆》、《和寤》、《武寤》在《克殷》之前,《泰匡》接于《文政》之后,可能同样属于春秋前期作品,而《度邑》、《泰匡》、《大戒》、《芮良夫》则似于春秋末期略有改写,《皇门》、《尝麦》似于战国初期也有所修订[38]

《武称》、《大武》、《酆保》、《小开》、《文儆》、《大开武》、《小开武》、《宝典》、《武儆》、《祭公》、《职方》、《铨法》、《王佩》、《明堂》几篇,很可能是春秋后期作品。其中《酆保》、《大开武》、《小开武》、《祭公》为春秋后期之初的作品,《大开武》、《小开武》、《宝典》可能在春秋末期有所修订。

  《大匡》、《程典》、《大开》、《文传》、《柔武》、《本典》几篇与《小开》等篇相似,故可能同样属于春秋后期。其中《大匡》、《程典》为春秋后期之初的作品,较其它篇似为略早。《大匡》、《程典》、《文传》、《柔武》、《本典》等篇似在战国初期有所润色。

  《籴匡》、《史记》、《周祝》、《谥法》几篇可能成于春秋末期。《酆谋》、《寤儆》接于《宝典》之后,行文也颇似,故可能也是春秋末期作品。

《度训》、《命训》、《常训》、《允文》、《大明武》、《小明武》几篇可能也是在春秋末期成文。

《大聚》、《武纪》、《太子晋》、《官人》、《殷祝》很可能成文于战国初期。

《作洛》篇则似为由两部分构成,“武王克殷……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部分为春秋前期作品,其后部分为战国初期附入的另一篇文章。

《王会》正文似也当分为两部分,“成周之会……操弓、执矛”部分为春秋末期作品,其后的各地贡品为战国初期作品,而《王会》篇后所附的《商书·伊尹朝献》则恐更成文于之后。

《器服》本是遣策,不应属于《逸周书》,罗家湘先生《逸周书研究》中已经指出[39]

总体上看,《逸周书》绝大部分篇章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作品,时间范围则上启于齐桓之霸,下终于田氏代齐,代表着齐国一系的《书》之传承,其中的兵法内容,更是与《司马法》、《孙子兵法》多有对应,《太公书》(传世内容有《六韬》、《太公金匮》、《太公阴谋》等)亦对《书》系风格和兵法风格皆有继承,故《太公书》多有与《周书》内容相同者。《管子》的篇名“匡”、“解”也是继承自《逸周书》一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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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

(请参看《六韬统计表》一、二)

《六韬》统计表一.PNG

《六韬》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六韬》的大部分篇章,皆大致成文于战国前期到战国后期这段时间,于战国末期略有修订。

至于《发启》、《文启》、《顺启》等以“启”名篇的篇章,当与《逸周书》中的以“开”(本亦当为启)名篇的篇章颇有关系,《明传》则可与《逸周书》中的《文传》互见,再比较银雀山汉简本《六韬》的话,不难看出,今本《六韬》文字已多有更易,远非故貌。从以上几点考虑来看,《六韬》中的《文韬》、《武韬》部分很可能多为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的改写本,而《龙韬》以下也不排除保留有部分春秋末期兵法内容的可能。

吴欣先生的学位论文《六韬研究[40]中列举了一些《逸周书》与《六韬》内容的比较,颇可参考,故转录于下:

如《逸周书·常训》有曰:“天有常性,人有常顺。”《六韬·武韬·文启》则有:“天有常形,民有常生。”《逸周书·文酌》有曰:“五大:一,大知率谋;二,大武剑勇;三,大工赋事:四,大商行贿;五,大农假贷。”《六韬·六守》中则有:“大工、大商、大农,谓之三宝。”将二者进行对比,显然能够看二者的相通之处。……又如,《逸周书·王佩》有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不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六韬》中的《明传》则记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逸周书·殷祝》记商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到者宜久处之。”《六韬》的《顺启》也记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二者的一致性显而易见。……例如,《逸周书》中,有“同好相固……同恶相助”(《大武》)、“同好维乐,同恶维哀”(《大开武》)、“同恶潜谋……同好和因”(《文政》)、“如有忠言,竭亲以为信;有如同好,以谋易寇;有如同恶,合计掬虑”(《铨法》)。这些表述,在《六韬》中也常看到,如“同恶相助,同好相趣”(《文启》)、“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趣”(《发启》)。《群书治要》所引《六韬·武韬》也有同样的句子。又如,《逸周书》的《大武》中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大明武》有“委以淫乐,赂以美女”,这与《六韬·文伐》的“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也相一致。《逸周书》有《大明武》一篇,……其中提到带兵之法“十艺必明”,十艺之中有所谓“三疑”。……《六韬》中有《三疑》一篇,……。《逸周书》中的《官人》是成王访于周公时,周公陈述“六征”之观察用人的方法……《六韬》中的《选将》记太公所言区别士之“贤”与“不肖”的“八征”,其中的内容有与《官人》有相同点,……除了见于今本《六韬》,还有一些《六韬逸文》也与《逸周书》的文句相同或者相近。如《群书治要》引《六韬·虎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而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逸周书·大聚》中的说法与之相似,曰:“水性归下,民性归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丽民自来。”……1978年周原风雏村有甲骨,编号为Hll:3“衣王田,至于帛,王()田”据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考证“衣王即殷王,阳即田猎,帛在今陕西地区。”对于殷王到过周地这一历史事件,先秦典籍均无记载,敦煌遗书唐人手抄《六韬》却有与之相对应的详细记述:“太公曰:‘纣之时有西土之邑。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禽。……

可见,托名于太公,以齐国文献为主体的《六韬》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的史料价值,是不输于《尚书》、《逸周书》等《书》类文献的,而《六韬》中的兵法内容,和《司马法》、《孙子兵法》等也颇有渊源。这些方面的内容,确实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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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请参看《管子统计表》一、二)

《管子》经言、外言、区言、解 统计表二.PNG《管子》经言、外言、区言、解 统计表一.PNG

《管子》内言、短语、杂篇 统计表一.PNG

《管子》内言、短语、杂篇 统计表二.PNG

《管子》轻重诸篇统计表一.PNG

《管子》轻重诸篇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管子》的经言、外言、区言、解诸篇中,《版法》是属于春秋前期的,当是管仲所著,从这一点来说,今存世可见的先秦私家著述,恐当以法家的管子为第一人。并且,在先秦时期,“兼爱”一说亦首见于《版法》篇,且还可见于《司马法·仁本》篇,从这个角度上讲,虽然《淮南子》称墨子“学儒者之业”,然战国时人往往所学非一,兼之《墨子》书中多有与《管子》各篇相合的概念(例如墨子的“尚贤”明显就是继承自齐国“尊贤上功”的传统。),故从思想倾向来看,墨子恐是受齐国法家文化影响为更多。

《宙合》的“左操五音……宙合有橐天地”可能成文于春秋后期,此后的解文则可能是的战国前期所作。

关于《权修》篇,张固也先生在《管子研究》[41]一书中引台湾学者李勉说:《权修》“最后一段自‘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至终了,皆与上文不承接,而与《牧民》篇有关,显然为《牧民解》之原文”,若依此划分,《权修》篇的前一部分似当成文于春秋末期,而于战国前期有所改写,其后的《牧民解》部分则成文于战国前期。

  《明法》、《幼官》则可能于春秋末期成文,《幼官》似在战国前期有所修订。

《兵法》、《重令》、《立政》、《正世》皆似属于战国初期作品,其中《重令》篇可能于战国后期有所改写。

《乘马》、《任法》、《八观》、《五辅》、《七法》、《枢言》、《形势》诸篇,可能属于战国前期。

《内业》、《牧民》、《治国》则非常可能是战国后期之初的作品。

《法法》、《法禁》两篇可能要晚至战国末期。

《管子解》四篇中,《形势解》较早,似属于战国前期;《立政九败解》、《版法解》似成文于战国后期,《明法解》最为晚出,约当战国末期。

  由《管子》的经言、外言、区言、解各篇论述的内在系统性可见,自管仲的《版法》篇之后,齐国法家的传承系统一直在发展壮大,虽其具体人物已多不可考,但齐国之霸业,法家众人当皆与有力焉。

《管子》轻重诸篇,由统计表可见,《九府》各篇,皆似当为战国前期的作品,而《轻重甲》至《轻重己》则可能为战国后期所作。

《管子》内言、短语、杂篇中,《正》、《入国》、《九变》、《九守》、《地员》诸篇,似当成文于春秋末期,且《九守》一篇,类似内容复见于《国语·越语》、《鬼谷子·符言》、《六韬·文韬》等,盖皆本于《九守》,自此篇始,开纵横、刑名二家之端。

《势》、《心术》、《地图》、《禁藏》、《弟子职》、《四时》、《五行》、《桓公问》几篇约为战国初期作品。

《霸言》、《参患》、《制分》、《水地》、《度地》、《问》几篇则大致成于战国前期。

《君臣》、《四称》、《白心》、《小问》、《小称》、《霸形》、《戒》、《封禅》、《小匡》、《七臣》、《中匡》很可能属于战国后期。

《大匡》、《侈靡》约是战国末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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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鹖冠子》

(请参看《鹖冠子统计表》一、二)

《鹖冠子》统计表一.PNG

《鹖冠子》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鹖冠子》中《泰录》、《世兵》、《道端》、《天则》、《王鈇》、《天权》、《能天》、《泰鸿》、《近迭》、《度万》诸篇可确实归入战国后期作品,《世贤》、《著希》、《备知》、《学问》、《环流》、《兵政》几篇依统计结果则会归入战国前期,这种较晚文献在统计结果上可能会早于文献本身所属时期一个时段的情况,前面已经说明。《武灵王》篇可依据历史人物归入战国后期。《博选》、《夜行》两篇,只能确定上限是春秋末期,这再次说明以本文中的统计法和相关历史人物事件法共同使用的话,准确率约为百分之九十,并不能完全有效地确定所见任意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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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论语》

(请参看《老子、论语统计表》一、二)

《老子》《论语》统计表一.PNG

《老子》《论语》统计表二.PNG


这是大多数研究思想史的学者都会非常倾心的两本书,比较不幸的是,这两部书都同样体现出了形成时间较晚的特征。

以《老子》来说,马王堆本尽管文字上和今本颇有不同,但在统计结果上来看,两个版本都将《老子》的形成时间指向了战国后期、末期。郭店简本方面,虽然篇幅比马王堆本和今本要小很多,以至于能被统计的字词也会因此少很多,但仍呈现出战国后期的可能。从以上情况来看,《老子》书中恐有不少文句是后人增窜改易的内容。另外,从词汇统计结果分布来看,《老子》一书不排除原本存在着一个战国前期的版本,而在战国后期、末期经历了一定的修订和增入这一可能。

《论语》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只有《乡党》、《为政》、《八佾》有可能归入战国初期、前期,余者皆呈现出战国后期、末期的用词特征。而且词汇统计结果分布方面体现出了和《老子》一书类似且更为明显的特点,即《论语》也似可能存在着一个战国前期的版本,在战国后期至战国后期、末期之交这个时间段,被修订并扩充加入了相当多的文句段落。

但对二书而言,这样的可能性终究只是可能性,若不能发现战国初期版本的话,恐怕什么问题都要进行审慎处理了。其严重程度足以至于,即便或能从较早期的文献中发现《老子》、《论语》二书的引句,但唯一能证明的也仅是所引的句子可以早到引用时期之前而已。因为二书自身的性质,所以完全无法期望依此能推测全书或被引句所属篇章会早到引用时期之前。这一点,和其它文献的引句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

众所周知,《老子》、《论语》二书内容非常零散,说有系统也可,说完全无系统也无妨。二书的分章皆有相当不确定之处,且各段之间往往没有太明确的关系,这一点为修改、补入内容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由此而给研究带来的不利之处在于,若不进行多角度的分期处理的话,仅凭研究者自己的意愿从《老子》或《论语》中引出的文句,很可能完全不是属于春秋末期的思想范畴,以至于据书而论,结果往往却会成为向壁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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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和《国语》

(请参看《左传、国语统计表》一、二)

《左传》《国语》统计表一.PNG

《老子》《论语》统计表二.PNG


《左传》的成书非常复杂,前贤已多有讨论,其中以分期多次增补成书说最为近实。

由统计表可见,隐公至闵公的前四公部分,若不考虑仅两见的“盍”,则用字方面皆可归为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成文。僖公至成公部分的统计情况,可以体现出曾战国初期增补入一些内容,又在战国后期补入了一定内容,估计这两次补入时也做了些词汇上的润色,所以隐公至闵公的前四公词汇统计才体现出战国后期特征。至战国末期早段,又对全书进行了一定量的增补,但并未对已存在的内容做什么改写,估计只是加入了一些搜集到的材料而已。

因为对于增补者而言,总是距离增补时期越近的历史内容了解得越多,反之则了解得越少,故历次增补的结果就是,前四公体现出了成文时间较早的特征,后四公则体现为最为晚出。

由内容性质来分的话,可以看出,以《左传》中的各种引述官方外交言论或书籍文字部分最为早出,可能大部分都是春秋时期的原始文句。解释《春秋》的文句和与《春秋》所记事件密切相关的简短叙述部分也多较为早出,不排除与左氏、子夏相关的可能。大段的记事情节则情况较为复杂,确有取自春秋记述者,也颇有后世口耳相传然后成文的部分,更有对事件的误解、曲解及任意发挥的部分。

因此,对于《左传》中所记内容,并不能一概而论,说皆为可信或说皆不可信,彼二说皆有所失。必须在严格且多方面的分期分域处理上重新对《左传》一书进行分层级的认识。

《国语》一书,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其中《郑语》最为早出,由词汇方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各战国词汇全都皆仅一见,并且分布零散,故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润色的结果。以渊源论,《郑语》很可能是继承自《左传》中提到过的《郑书》系统,所以有加以重视的必要。

《齐语》之成篇次于《郑语》,大致成文于战国前期,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此点和前面《管子》一书的分析正可印证,二者间的关系已多有学者论述,此不赘言。

《越语》成篇约在战国后期,故对于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四经》及《管子》篇章多有引述,这段时间也正是黄老刑名盛行的时期。

《吴语》与《越语》为同时期成篇的。

《周语》、《晋语》、《楚语》、《鲁语》可能都是成篇于战国后期之末段,其中事件或多为实有,而人物对话则不少是随文敷陈,纵有所本也颇多改写增益成分,其可信度比《左传》要低。考虑到前面分析的《左传》在战国后期可能有整理者加以补入,而《国语》中也有很多段落与《左传》雷同或稍异,查其可对应者,正是以《周语》、《晋语》、《楚语》所收内容为多,所以不排除《国语》的结集和《左传》在战国后期的整理者有一定关系这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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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请参看《墨子统计表》一、二)

《墨子》三分诸篇统计表一.PNG

《墨子》三分诸篇统计表二.PNG

《墨子》其它各篇统计表二.PNG《墨子》其它各篇统计表一.PNG


《墨子》一书中,学界本即有将其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的旧说,其中《经》、《经说》、《大取》、《小取》、《亲士》、《修身》、《非儒》等没有“子墨子曰”字样的归于《墨经》类,以之为墨子自著。从《所染》到《非命》的二十八篇,归为《墨论》,是墨子弟子所记。《耕柱》到《杂守》的十六篇,归为《杂篇》,推测是后期墨家学派所追记。今由统计表可见,这样的划分颇有道理。

《经》篇、《大取》、《小取》、《亲士》、《修身》几篇似属于战国初期、前期,则确实可能是墨子原著,《经说》作为《经》篇的解说,时间上则恐要晚至于战国末期。

《所染》篇也似当归于战国前期,则可能在墨子后学中属于弟子亲记的内容。

《城守》诸篇仅一见可能属于战国后期的“皆非”、一见可能属于战国末期的“稍”,故推测这几篇可能确实源自禽滑厘问于墨子的守城心得,墨家后学得有传承、修订。

《七患》、《三辩》、《辞过》、《贵义》、《公输》、《鲁问》几篇可能晚至于战国后期。

《法仪》、《耕柱》、《公孟》三篇则似已展转抄录于战国末期了。

《尚贤》至于《非儒》内容相似而篇章皆三分的部分,似是《节用》与《尚贤》成文可早至战国前期、后期阶段,余者成文皆不出战国后期、末期,推测与前面《法仪》、《耕柱》、《公孟》三篇类似,也是墨家后学展转抄录的缘故。由此可以知道,墨分为三大致是战国后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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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请参看《礼记统计表》一、二)

《礼记》统计表一.PNG

《礼记》统计表二.PNG


关于《礼记》一书,今由统计表可见,《王制》、《内则》、《大传》、《学记》、《丧大记》、《祭法》、《缁衣》、《服问》、《间传》、《深衣》、《投壶》、《大学》、《冠义》、《昏义》、《燕义》诸篇,似确为春秋末期作品。

《月令》、《明堂位》、《丧服小记》、《少仪》、《奔丧》、《乡饮酒》、《中庸》诸篇,可能属于战国初期,其中的《明堂位》一篇,取自《逸周书·明堂解》而有增益[42]。《中庸》则似在战国后期有增窜。

《坊记》、《经解》、《射义》、《礼运》、《丧服四制》、《问丧》、《祭义》、《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哀公问》、《文王世子》、《郊特牲》、《聘义》、《礼器》、《三年》、《玉藻》几篇似成文于战国前期,而《坊记》或在战国后期有修订,《射义》、《聘义》、《礼器》、《三年》、《玉藻》也似在战国末期有修订加注。

《曲礼》、《祭统》、《乐记》、《表记》、《曾子问》五篇,似成文于战国后期。

《儒行》、《檀弓》、《杂记》可能为战国末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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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

(请参看《大戴礼记统计表》一、二)

《大戴礼记》统计表一.PNG

《大戴礼记》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大戴礼记》中,《夏小正》、《公符》两篇很可能是春秋后期的作品,《夏小正传》则最为晚出,似属于战国末期。

《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用兵》、《明堂》、《礼三本》、《五帝德》几篇,可能为春秋末期之作。《帝系》篇是杂抄的《世本》内容而附翼于《五帝德》之后,故本身没有分期意义。

《虞戴德》、《本命》、《易本命》三篇,似可归入战国初期。

《朝事》、《主言》、《劝学》、《盛德》、《文王官人》、《千乘》、《哀公问于孔子》、《少间》、《四代》、《保傅》、《礼察》、《诰志》、《子张问入官》诸篇约为战国前期作品。

《卫将军文子》、《小辨》、《哀公问五义》、《武王践阼》则似成文于战国后期。

曾子诸篇则似皆为战国初期、前期作品。

 

 

楚帛书、清华简和郭店楚墓竹简

(请参看《楚帛书、清华简、郭店简统计表》一、二)

楚帛书、清华简、郭店简 统计表一.PNG

楚帛书、清华简、郭店简 统计表二.PNG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时代,由统计表可见,《乙篇》当最为早出,约在春秋初期、前期左右,与《尚书》八诰大致同时。《甲篇》较之稍晚些,但也不出春秋前期范围。《丙篇》则比较可能是春秋后期早段的作品,恰可与《夏小正》互观。《楚帛书》的三篇内容,皆未涉及“者”、“也”,是比较典型的特征。

关于清华简《保训》篇,笔者在《清华简保训解析》[43]一文中,曾指出《保训》篇当是春秋中期或稍晚的时段成篇的,这是以学界通常的春秋时段三分法来说的,换成本文的春秋时段四分法的话,就是说《保训》篇大体成文于春秋后期。由统计表可见,字词综合考虑的话,《保训》可能归入春秋末期,但由其中没有使用“者”、“也”这样的高频虚词且“於”字仍用作“呜”而未见后世通常的“於”用法[44]来看,则以春秋后期较为可能,故推测今所见《保训》篇可能已是略有所润色的版本。《保训》篇中,“久”字作“旧”,与今可见的出土先秦简帛颇同,传世文献中则与《尚书·无逸》以“旧”作“久”同,故建立统计表的时间序列时难以判断“久”字真实出现的时期,权且将“久”系于统计所得到的春秋末期,推测此前皆是作“旧”字,至春秋末期才出现“久”字,且不排除存在一段时间二字皆用的情况。这个情况,或也说明《保训》篇归于春秋后期较为适宜。而春秋后期这样的时段归属,也意味着《保训》本身当是齐系的《书》篇传承,再加上为笔者最先指出的《保训》与《逸周书》二者行文确实颇多可对应之处,当归《逸周书》类这样的情况,所以笔者才于《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45]一文中提出了“清华简《保训》就很可能是接于《文传》之下,为讲文王之事的最后一篇”这一可能。再结合清华简《金縢》等篇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传承版本及分编,与鲁系的《尚书》,在各方面都是有不小差异的。

郭店楚墓竹简中,《语丛二》的统计结果似成文较早,然由于皆为短语摘录,故恐不能认定为较早的内容。若假设四篇《语丛》皆大致抄录于同一时期的话,那么这四篇就当以战国初期为可能。

《太一生水》和《忠信之道》似为春秋末期成文。

《性自命出》、《穷达以时》、《唐虞之道》、《五行》四篇约成文于战国初期。

《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鲁穆公问子思》四篇则比较可能为战国前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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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请参看《上博简统计表》一、二)

上博简统计表一.PNG

上博简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结果可见,《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郑子家丧》、《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武王践阼》几篇,似当属春秋前期作品,其中《申公臣灵王》可能于春秋末期有所润色[46]、《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可能在战国前期有所润色、《庄王既成》和《武王践阼》可能于战国后期有所润色。另外,将上博简《武王践阼》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篇比较的话,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就在于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的“者”、“也”于上博简《武王践阼》中未见使用,这也就说明了上博简《武王践阼》的原型是比较早的版本,很可能是齐国《书》系传承中的一篇,而先秦文献的传抄与改易过程,于此也颇可以想见。

《周易》、《慎子曰恭俭》、《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隼》、《用曰》、《恒先》几篇,约属于春秋后期。其中《恒先》可能在战国后期有所润色。

《逸诗》、《采风曲目》、《苦成家父》、《吴命》、《鬼神之明》、《昔者君老》、《君人者何必安哉》、《缁衣》等篇比较可能是春秋末期成文的,其中《苦成家父》篇可能在战国前期有所润色。

《融师有成氏》、《天子建州》、《从政》、《性情论》、《内礼》、《仲弓》、《弟子问》、《柬大王泊旱》似属于战国初期成文。

《三德》、《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曹沫之阵》、《民之父母》、《君子为礼》、《孔子见季桓子》、《子羔》很可能是战国前期的。

《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诗论》、《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彭祖》、《凡物流形》、《景公疟》、《容成氏》可归于战国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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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及《战国纵横家书》等马王堆出土其它帛书部分篇章

(请参看《黄帝四经统计表》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统计表》一、二)

《黄帝四经》统计表一.PNG

《黄帝四经》统计表二.PNG

马王堆汉墓帛书统计表一.PNG

马王堆汉墓帛书统计表二.PNG


  由统计表可见,《黄帝四经》很可能是战国前期的作品,而于战国后期略有修订,这一点与学界通常认为成文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情况相符。

《战国纵横家书》以本文的分期方法来分析的话,约半数不能划入战国前期、后期、末期的有效范围,这一方面是《战国纵横家书》若干篇章皆篇幅短小之故,另一方面则是《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往往颇有缺文,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文本本身难以提供有效统计量,不过所幸历史人物事件大多清楚,所以将两种方法共同使用的话,仍能得到较令人满意的分期结论。

根据统计表所得结果,《德圣》篇可以推测是战国初期的作品。

《要》、《易之义》、《二三子问》约是战国前期成文的。

《缪和》、《伊尹》、《昭力》、《五行》、《明君》似归于战国后期为宜。

《系辞》篇则更有战国末期词汇,由这一点来看,马王堆本《系辞》与今本《系辞》互有优劣。《易传》的《系辞》篇在先秦时期很可能也是屡经增订、更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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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议儒家在先秦的历史地位

 

完成了对先秦各时期文献的一个大致分期之后,就有条件回顾一个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的问题,即儒家在先秦的历史地位问题。

自从人们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反思或批判之后,就总是可以看到一种基于为儒家辩护立场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说自汉以来的儒家是被政治所绑架了的,变质了的儒家,先秦的儒家才是纯正而有着深刻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能够匡正弊端、兴创盛世的学说。这种说法之影响程度,从历史上宣称打倒孔家店的极端行为或宣扬儒法斗争的运动中都也同样认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影响深刻,纵然不是一家独大,也往往与墨家或法家分庭抗礼这一情况中不难看出,以至于儒家在先秦具有重要影响和历史地位这一说法,俨然是不证自明的,很少见有学者真正从先秦的宏观历史角度来认真分析论述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整个先秦历史时期,儒家学说就很难说真正有对历史进程构成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所谓的影响,绝大多数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从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这样局限而偏狭的视角而产生的认识错觉,从这一点上说,唯经部之书是尊的观念,显然是属于一种被严重洗脑的症状。

试看春秋时期,除了鲁国地区孔子周围的一个小圈子之外,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团体自称或被称为“儒”。鲁国地区的“儒”,是否真正能上溯到孔子之前,也是完全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以证明的,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孔子之时已经有了“儒”的称谓,那么这自然就是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这种想法忽略了另一个简单的可能,就是“儒”这个称谓也完全可能是在孔子时期产生的。

所有可知的先秦时期文献中,无论是春秋时期的《尚书》、《穆天子传》、《山海经》、《诗经》、《易经》、《司马法》、《孙子兵法》,都绝无一个作儒家解的“儒”字,至于战国,整部《国语》中也同样一无所见,在先秦时期可谓鸿篇巨著、洋洋大观的《左传》,其十余万字的篇幅中也仅是春秋末期的哀公二十一年唯一地见到了“儒”这个称谓(此时孔子已卒),其文如下:

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齐有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可见就是在这个仅一见的事件记述中,“儒”也完全是负面意义的。

再分析春秋末期的孔门弟子集团,由诸书可见,真正活跃于各国之间,并可称有所影响的,唯子贡一人而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让子贡能与诸侯分庭抗礼的,是其经商才能、辩才和巨富,子贡游说诸侯也未闻是秉持的儒家学说,反倒是更具游议之士的色彩,以至于时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47],其情况相异若此。

由以上可见,在春秋时期,实际上儒家学说是谈不上什么历史影响的。

复看战国时期,自儒家在鲁国发展以来,虽然号称“鲁多儒士……举鲁国而儒服”[48]、“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49],似俨然可称“诗书泽世、忠孝传家”了。然而与此同时,鲁国的国政却象从此得了不治之症一样,积弱积贫,倒下以后就再没有能从倒下的地方爬起来。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不但没有能成功的熏陶出哪怕一位中兴鲁国的贤君,而且也没有能培养出哪怕一位力挽狂澜、值得称道的能臣,更不要说期望一个有效运作的机制了。再反观战国时期虽曾有学儒经历而皆弃儒的诸家:墨翟则继承了齐法家的“兼爱”思想并发展出墨家,在整个战国时期影响力都远盛于儒家;吴起以兵法显,事魏则魏强,在楚则楚强,其兵家盛名得与孙子并称;韩非、李斯终取法家之道,秦之霸业,皆与有力焉。将这些和“鲁多儒士”的情况两相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所谓儒家学说,用来蒙蔽民心、扼杀人才、亡覆社稷,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当春秋时期,鲁国未能自后世所称春秋五霸的称号中获一席之地,自战国时期以降,鲁国更是无缘于战国之七雄,《史记》所谓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50]鲁国除了欺负一下末流小国邹国、滕国等以外,在整个战国环境中似乎皆处于可以被无视的地位,以至于《战国策》中,东周、西周、宋、卫、中山皆有列入,而却没有《鲁策》,《史记》中《鲁世家》内容共计近六千字,自三家分晋后的鲁国内容仅短短的一百八十九字,其文为: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雠立,是为顷公。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於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

只占全文内容的百分之三,如果去除它国史事的话,鲁国在战国时期除国君亡故,新君继位外,无任何具体内容,其略若此,正应了《吕氏春秋·长见》篇中那段著名的记述: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这虽然是战国托名立论的故事,但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鲁日以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慢性毒药一般、实为自危自亡之道的儒家学说。

一个国家衰微若此,若果真还能如后世所描述的那样儒家文化大放异彩,真的能够对其它国家进行大量的文化输出,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事情。

那么战国时期真正在诸侯国之间具有影响的学说是哪些呢?要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按时间序列遍历先秦典籍,就不难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每当谈到国家的“得、强、盛、富、胜、大、安、存”之类的状态时,总是和兵家、法家、墨家、黄老、纵横诸家人物和学说相关,而言及一个国家的“失、弱、衰、贫、败、削、危、亡”之类的状态时,首当其冲被指责的往往就是儒家[51],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每每是兵家、法家、墨家、黄老、刑名诸家。至于儒家中或也值得一提的孟子、荀子,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可考的具体政绩,号称魏文侯师的子夏,也未见在魏国政治活动中起到什么作用(而且实际上,当时魏文侯师事之的人物有多人,完全是一种兼收并蓄的风格),魏国政治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则是李悝、翟璜、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

一直到战国后期末期,《战国策·齐策六·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中犹称:“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能以见于天下矣!”《孟子·滕文公下》中也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当时所盛行的学说,于此可见。

另一方面《尹文子·大道上》中才有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复可看《庄子·杂篇·徐无鬼》:“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 :‘可 。’庄子曰 :‘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由此可知,实际上直到战国后期之后,儒家学说才算得上真正得以侥幸厕身于诸家之列,之前基本上一直都窝在鲁国这个小圈子中,间或闻声于魏、齐、赵、卫等国。到韩非子著《显学》篇时,才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一直晚至韩非子时期,犹儒墨并称,而非儒家独大,则之所以战国后期末期儒家学说才得以扩张,这一点和当时民众的厌战情绪及名家的偃兵主张恐颇有关联,更兼此时的鲁国,已如朝不知夕的风中残烛,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时的真实情况,与其说是鲁的文化扩张、文化输出,倒不如说是鲁国众儒个个另谋出路更为适宜。

关于战国时期直到末期以前儒家基本都并没有什么地位这一点,实际上,只需一个提问即可明瞭。当战国时期,兵家攻城略地、法家励政图强、墨家存亡继绝、纵横家翻覆风云,各国皆布衣卿相往往可见的时候,分而为八的儒家,究竟做了什么呢?

为人们所熟知的那句话: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难道唯独在儒家这里是例外的么?

根据以上的分析,不难知道,如果透过儒家学说各种冠冕堂皇的夸饰和空谈,直视先秦历史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的话,那么,整个春秋时期,实际上都可以无视“儒”的存在,基本不会影响到春秋史的研究。而战国时期,儒家的最大成绩就是成功地把鲁国变成了诸侯国中的三等公民、四等公民,最终成为等外公民。至于战国最后的统一,先秦时期历史的句号,则是由儒家没有买帐[52],也始终完全没有买儒家帐[53]的秦国来画上的,此中消息,显然也无需多论了。

 



[] 《走出疑古时代》第1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3

[] 汉语史论集(增补本)》第45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

[] 本文写作时,多依照以前所制表格和在表格中所加批注而成文,没有做太多的复核,故恐颇有错讹失检之处,还望读者见谅。

[]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10

[] 《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19933

[] 《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8

[] 《西周金文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78

[] 《两周金文词类研究 虚词篇》,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6

[] 《西周金文虚词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

[] 《西周金文虚词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5

[11] 也就是说,本文篇题中的“虚词篇”是指从虚词的角度入手分析,并非是指统计结果与文章论述内容皆严格界定在虚词范围之内。

[12] 有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一、虽然本文中所列各表皆是从宏观上反映虚词的历时性特征,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表中任意相邻的两个行或列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先后关系,因为从材料本身限制的角度讲,这一点是几乎无法确定的。二、本文中各表统计内容中,“维”字栏也计入“唯”、“惟”的统计结果,“匪”字栏也计入“棐”、“微”的统计结果,“遍”字栏也计入“辩”的统计结果,“耶”字栏也计入“邪”的统计结果。三、因为本文各表皆未将:都、比、合、何况、何乃、将必、得非、犹如……等等非先秦虚词的统计内容列入,故有效说明范围仅限于先秦文献。

[13] 《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

[14] 《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第24页,岳麓书社,19964

[15]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410

[16] 转引自《尚书校释译论》第1410页,中华书局,20054

[17] 实际上,《尚书》之中不见于西周金文,而又因传世典籍的存在使得人们觉得甚为熟悉的词汇,可谓俯拾皆是,如:天下、小人、下民、无辜、茕独、鳏寡、幼子、前人、艰难、正直、威仪、馨香……等等等等,几不胜枚举,所以《尚书》各篇皆是成于春秋时期,本为相当明显的事情,唯学者多尚师承,习于陈说,少有寻证。而疑古倾向盛行时期,又囿于观念,破执过甚,以至牵强立证,失于一隅。

[18] 《史记·齐太公世家》

[19] 《史记·齐太公世家》

[20] 关于“于”、“於”的相关研究,推荐阅读何乐士先生的《论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一文,《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第61页,商务印书馆,20005月。

[21] 需要说明的是,《海外四经》中出现的“相与”一词当属战国前期,另外,《海内东经》文末所附古《水经》因为基本句式结构固定,显然是承袭自旧有的记载方式(这方面和《春秋》比较类似),并且没有用到什么虚词,所以从这方面分析显然不会有效,故未单独统计。

[22] 相对来说,《山经》成文于春秋后期,《海经》、《荒经》则偶有后世增入的文字。

[23] 《海外南经》前的“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天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一段显为后人窜入,诸学者多已有论。《山海经》中此类明显属于后世注文或补入内容很有一些,统计时皆未计入。

[24] 不过,当记述四方所有时,《穆天子传》与《山海经》都会一定量的使用当地地方方言词汇。另外,《山海经》自《中山经》以下至《海经》、《荒经》,亦多有周楚用词特征,这一点则与继晋之后的楚国霸业相对应。

[25] 《左传·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

[26] 因为自春秋末期始,复音词的使用明显逐渐增多,战国时期单音虚词的增幅要比春秋时期少很多,原因就在于汉语词汇已经转为以复音词为主,故自此二兵书以下,皆统计单音词和复音词两表。前述各书,在所统计范围内的复音虚词方面,皆用例甚少,故前述各书不另列复音词表。另,词汇统计表中,“何足”栏也计入“曷足”、“未尝”栏也计入“未之尝”、“奈何”栏也计入“奈之何”、“何谓”栏也计入“曷谓”、“唯恐”栏也计入“惟恐”、“得无”栏也计入“得毋”、“无乃”栏也计入“毋乃”、“何邪”栏也计入“何耶”。

[27] 一般来说,纵向考虑的话,殷商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作为书面语皆与口语有相当的距离,春秋时期二者开始接近,至战国诸子时期就二者几无差别了。从横向考虑,越强调礼制等级的文体则距离口语越远,所以诸子的议论性文章读着往往比较浅白,相关特征差别在《左传》中最容易观察到。

[28] 法家部分,可见后文所述。

[29] 《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第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30] 可参考《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第一章第四节“考证古籍年代之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31]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这样属于循环论证,因为整个字词统计序列本来就是这样分析出来的,但实际上,若这个字词统计序列没有很可靠的历时性的话,所回顾分析的各篇章统计结果,应该会随机落入此前的任意一个时段,而不是仅“篇章所属时段和之前的一个时段”这样的情况。

[32] 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职官系统比较研究——以〈周礼〉成书年代的考察为目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5

[33] 《周礼在齐论——读惠士奇“礼说”》,《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

[34] 《文史》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1984

[35] 指包括所引文字前文提到的《即夕礼》、《士虞礼》、《丧服》

[36] 《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242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6

[37] 表中《泰匡》篇是指《逸周书》卷四《大匡》第三十八

[38] 判断一篇先秦文献是否属于春秋前期或接近春秋前期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有否使用“者”、“也”,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也”字等在《逸周书》中的使用问题,周玉秀先生《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中华书局,20052月)一书中已有相关讨论,唯其所归属的时期与本文颇为不同。

[39] 《逸周书研究》第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

[40]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2

[41] 《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5

[42] 王锷先生《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3月)第277页提到:“清汪中认为,该篇是鲁国儒生据《逸周书·明堂解》增饰而成。他说:‘鲁之儒者,又因《周书》之旧而增饰之,为《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

[43] 《清华简保训解析(修订版),《学灯》第十二期,简帛研究网站,200910

[44] 《保训》篇中“于”和“於”的用法显然绝不相混。

[45] 《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清华大学简帛研究,20107

[46] 可惜上博简是回购性质的,且经学者研究推测与郭店简时期接近,因此已属于战国后期,故无法判断上博简中的“润色”词汇是否确实属于战国时期润色使然,还是这些词汇本就于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因此本文皆采取了审慎方式,没有假设上博简中的文句皆是各篇原貌。

[47] 《论语·子张》

[48] 《庄子·田子方》

[49] 《庄子·天下》

[50] 《史记·鲁周公世家》

[51] 这一点分析一下儒家学说自身也不难看到,儒家学说中,从不探寻或追求一个国家的强盛,只是一味地强调“礼”,其所追求的也是建立等级森严的“礼治”和在这样的“礼治”笼罩之下的虚无飘渺、如同恩赐一般的“仁”,仅具有浓厚法家色彩的《荀子》在这一点上稍有例外,也正是这位荀子,在兵家、法家思想浓厚的齐国三为稷下学宫的祭酒,弟子韩非、李斯也都是法家代表人物,荀子本人更是在《非十二子》篇中直斥“子思、孟子”之罪,且称“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以至于历代颇有不以荀子为儒家的学人。

[52] 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荀子又是个例外。

[53] 据有周之旧地,文化特征上颇有周文化遗风的秦,却完全不能和号称“郁郁乎文,吾从周”的儒家达成哪怕一点儿共识,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由此就值得追问一下,为儒家所称道的“周道”、所倾心的“礼乐”(据说是周公所制),究竟是哪家的周道,又是什么时期的礼乐呢?众所周知,周文化中的大多数礼乐制度是西周中晚期才逐渐成形的,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证明这确实与周公有关。而宣称周公制礼作乐,和宣称兵法皆出太公,二者从性质上说恐没有什么差别,显然皆与史实颇有距离。齐国重兵法,以太公为祖;鲁国重礼乐,以周公为祖。由此来看,这里面的托名成份,无疑会大于对史影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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