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释读涉及到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二)

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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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8年4月21日

 

近日蒙友人厚谊,以《出土文献文字与语法研读论文集 第一辑》电子版相赠,甚是感谢。此书虽然出版于2013年,但纸媒出版界与互联网之间的鸿沟是人所共知的,更兼该书是台湾出版物,如果没有友人相赠,也许笔者都不会有机会见到此书。回到正文,该书中收有邴尚白先生《清华简〈楚居〉中的季连传说》[1]一文,讨论了清华简《楚居》第一、二两支简中的若干地名。其中騩山为今之具茨山,这个目前已经少有争议了。说法差别较大的,是之后的几个地名,所以下文所要讨论的也是后面的几个地名。

在讨论之前,笔者以为有必要先设一个问题,即一个族群基于什么理由要从中原腹地外迁?考虑到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发外迁最常见的原因之首,即生存压力,生存竞争上落于下风,不得已才举族外迁。而一再外迁则往往说明每迁到一地都要受到生存威胁,所以才不得已而再三迁徙,周先人的外迁传说就是最好的例证,春秋时卫国的迁徙也足以参考。因此上,在外迁过程中所列出的中转站越多,则往往说明最初外迁族群自身势力越弱,这一点基本上是笔者所见各讨论《楚居》地名的文章都完全没有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

楚人的外迁,由《楚居》而论,自然是始于季连。关于《楚居》所记的“季连”是否当直接如此释读,以及此“季连”与《大戴礼记·帝系》所记“季连”是为一人还是仅为同名,实际上也是不无可商的,但因为与本文关系并不大,此处不作讨论。需要确定的就是《楚居》中季连为楚人外迁之始,季连为殷商晚期或末期的人。这个初始迁徙过程的终点,则可定在《楚居》所说“抵今曰楚人”的正式得名时期,熊丽也正为楚祭祀中的先公之始,此后则是扩张期的迁徙了。

在这个起点与终点范围中,有隈山、穴穷、乔山、爰波、汌水、方山、盘、京宗共八个地名,即《楚居》第一、二两支简所涉及的地名,或有学人认为爰波、盘不是地名,此点后文讨论。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据《孟子·万章下》:“子男五十里。”以百里可出车百乘计,五十里可出车二十五乘,春秋战国时期车与士的换算比例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一比十为基准的,若乐观估计此比例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则因此可知,熊绎时治下约有甲士二百五十人。《汉书·食货志》:“至于战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新书·匈奴》:“五口而出介卒一人。”可见以五比一的人口比例折算甲士是比较常规的算法,则熊绎时治下人口约在一千二百五十人左右。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玄扈先生井田考”节曾提到“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虽然不能认为非常准确,但大致可从且便于计算,而自季连至熊绎时期显然不会是毫无战事而屡次迁徙,因此再假设由战事损耗导致人口大抵六十年而加一倍,六十年为两代人间隔,若据安大简披露的季连就是穴熊(假设释读无误,且传说本身在流传过程中没有缺失、改动的情况下),则自季连至熊绎为四代人,不难推知季连外迁之时治下很可能仅约三百人左右,甲士很可能仅约六十人左右。熊丽时治下很可能约六百人左右,甲士很可能约一百二十人左右。当然,这只是基于若干假设的简易推算。实际上,认为季连、熊丽时楚人势力不弱于熊绎时,也并不影响下文的分析。

回到地名问题,按騩山为今之具茨山为已达成的共识为基点,邴尚白先生之后取李学勤先生之说,认为汌水即均水,“上中游即今河南西南部淅川,下游即会合淅川以下的丹江,流入汉水……乔山是《山海经·中次八经》的骄山,……位置虽不易确指,总在汉水以南荆山一带,近于雎漳二水的发源处。……方山是《中次四经》的柄山,‘方’、‘柄’皆帮母阳部字。……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2],邴尚白先生文中评语“其说既有文献依据,位置又适当,可以信从。”据笔者所知,与邴尚白先生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学人为目前的大多数。

然而,从地图上看,自具茨山至汉南荆山直线距离三百多公里,折合先秦古里近八百里,中间且仅有方城隘口可供通行,试想,以区区六十甲士是如何突破方城隘口从具茨直抵汉南荆山的?即使以熊绎时的实力甲士二百五十人,恐怕也难以办到此事。然而这尚未结束,因为李学勤先生以“方山”为《山海经·中次四经》的柄山,“当在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三县之境”,则季连到达汉南荆山后,尚需折而北上到洛宁一带。由于汉南荆山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汉南荆山到洛宁一带,只有两条远路:西路出商密过著名的武关隘口,至上洛,折而东进,沿洛水东至洛宁;东路即由方城返回,走中原路线,经洛阳至洛宁。而这两条路线,西路是逆上丹水,东路是逆上白河,哪条路线都不是“逆上汌水”。若以“汌水”为淅川,“逆上汌水”只能受阻于熊耳山,如果此路可通,那么晋楚争霸时晋国根本就无需屡屡在方城外集结兵力,直接取道淅川岂不是很方便?毕竟以晋国东灭赤狄、北征鲜虞的能力,显然不是战斗力和战斗方式的问题。所以晋国伐楚不能取道洛宁而南下淅川,唯一的答案就是之间根本无路可通。

因此不难判断,在当前多数学人看来,古代的迁徙大概跟现代的旅游差不多,只要带上手机一路刷卡,就足以跨山跃水、通关过隘、畅行无阻了。然而,这显然并非商周时期能有的情况。

对应季连至熊丽所处时段,彼时正是商与周、夷等地的冲突日益激化的时期,可想而知,凡所波及的地区,都会面临站队问题,拥兵自重势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先人如何能在方圆千里的地域中穿梭如入无人之境?自古以来,但凡一个中心势力衰退,则周边各势力必然扩张,攻城略地、侵掠袭夺、恃强凌弱的行为只会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先人如此弱小的势力如何能做到在各地和平通行而不会遭到亡族绝嗣的打击呢?显而易见,仅以楚先人自己的力量,这是没什么可能的事情。

由此即可推知,在地理路径上,若以“汌水”为淅川,以商周时的技术条件“逆上汌水”无论如何到不了“方山”;在国际形势上,以楚先人势力之弱,也没什么可能千里穿行,完成如此惊人的壮举。所以“汌水”为淅川说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

为什么经常会出现很难成立的说法却鲜有人质疑而信从者众多的情况?笔者以为,讨论或关注《楚居》地名的学人往往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点,各家很可能都是看着谭其骧先生所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或其它简单地图推想路径的,然而以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例,上面几乎完全没有地势特征,也不标等高线,从这样的地图上是看不出地理阻碍的;第二点,各家盖皆以为如果历史地图上没有标明国族归属,则该地即是无人区,可以任意往来而不会有生存威胁;第三点,各家往往以为《山海经》可以为证,却又大多不能指实所引条目实际地点所在,于是通常都是大致指个绵延上百里的范围或引《山海经》旧注为据,然而如果旧注真的如此可靠,《山海经》也就不会至今仍谜团重重难以索解了;第四点,各家盖皆未考虑古代迁徙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困境难题,路途远近在各家看来似乎只是地图上的线段长短差别而已。

回顾《楚居》原文,“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正如邴尚白先生所言,笔者在《清华简〈楚居〉解析》中“认为‘穴穷’可能即是‘新密市尖山乡东北部的神仙洞’,似仅从‘穴’、‘洞’二字臆测;又以为‘穴穷’也可能是‘少陉山’,也只是从‘路径推测’,既没有文献依据,名称上也不见相关之处。”邴尚白先生是古文字学方面的专家,自然看到笔者这样完全不问字形、不问字音、不问字义的推测方式难免会摇头。笔者在文史哲领域是彻底的外行,所以习惯于从不认为字形、字音、字义哪个会是无比重要的。对于出土文献,笔者关注的其实从来都只有一点:全文讲的是什么。以《楚居》为例,笔者确实并不知道“穴穷”是什么地方,但笔者以为,不妨继续看,下文说“前出于乔山”,则“前出于乔山”以乔山在具茨山以北或者具茨山以南为最可能。此是季连第二次迁徙所至,考虑到迁徙初期势力之弱,季连的初期迁徙应该很难迁出祝融八姓的地域范围,依靠同祖认同意识换取通行机会是非常划算的事,彼时殷商的重心东移也必然导致中原地区出现控制较弱的隙地,在这些地区穿插显然比“深入不毛”更易生存。祝融八姓的地域范围中,能与“乔山”对应的,就是传说黄帝所葬的桥山,桥山在荥阳,南距具茨不过五十公里左右,且祝融八姓的地域与有穷氏的地域有所重叠,从这个角度将“穴穷”圈出范围就是笔者的考量。至于这个地名在《楚居》中写作什么,在笔者看来其实基本是无所谓的事情,只需要知道是具茨到桥山间的一个中继点就可以了,毕竟由《楚居》可见,季连自己都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多久。

既然选择了“乔山”在荥阳,那么将“爰波”对应“荥波”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荥阳附近除了黄河、荥泽外,别无大水可称,翻开《古字通假会典》,与耕部相通的韵部,元部排在首位,因此“荥”、“爰”相通从语音上也是完全说得通的,而若不将“爰波”理解为地名,那么就会遇到一个前文完全没有提到水域的问题,如此则“”指的什么,“”又指的何水之波呢?难道再在“乔山”下弄出一条“乔水”来对应?至于读书会解为“爰陂”云云,一望可知绝不会成立,古人择居依山傍水是常例,前文已经点出“乔山”,后文自然不会再重复说“爰陂”,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事。

继之为“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前文已详细说明何以“汌水”不会是淅川。彼时无论是商晚期还是商末期,殷商政治中心既已东移,则因为有“盘庚之子”的缘故,设想此“汌水”、“方山”在殷商直接控制区附近自然是最理想的。“汌水”、“方山”两地所指,距离殷商能直接控制的区域越远,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是基本的可能性问题。再结合前文的“乔山”在荥阳,是“汌水”与“荥波”有关自是最有可能的,“荥波”最大的流入河就是“旃然之水”。春秋战国以来,单字地名以缓读方式析为二字的,例子不下百余,这本来就是词汇化进程中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古字通假会典》中,与文部相通的韵部,高居首位的即元部,与元部相通的韵部,高居首位的即文部,足证二者关系之密切,翻开《诗经》、《楚辞》,文元通押的例子人所共知,完全无需笔者烦言,不知何以邴尚白先生会提出“‘旃然’二字,上古韵部皆属元部,‘汌’则属文部,主要元音不同,缓读之说,未必可信;而将这些地名置于黄河流域的荥阳附近,更是不恰当的。”理论是为了合理解释现象而存在的,绝不能无视现实而强行墨守任何理论。因此,虽然笔者不知道邴尚白先生是依据什么古音理论提出“主要元音不同,缓读之说,未必可信”的,然而如果邴尚白先生所信从的古音理论连《古字通假会典》这几百个文元相通的实例都解释不了的话,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古音理论,不要也罢。

之后,邴尚白先生在讨论“妣隹”时引宋华强先生的一大段“神女”说,并认为“妣隹应非盘庚的孙女,其余意见则皆值得参考”,由此不难看出在大陆和台湾,神话学派皆遗祸甚深。试问,帝女与神女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对应关系?为什么《楚居》中“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这么简单的一句叙述会被直接等同于神女?乃至于宋华强先生联想出“《楚居》说先祖季连和殷商明王的孙女结合,恐怕都是出于企图和华夏中心文明拉上关系的心理[3]这样完全不知所云的内容呢。如果按这样理解,则很显然,历代夏王、商王和周王的女儿,都要注定老死不嫁了。否则但凡若嫁出去,则娶了王女的这一方诸侯的记录都难以自证不是因为“企图和华夏中心文明拉上关系的心理”而“编造的罢了”,这难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式的推想吗?更何况《楚居》中根本都没有说季连娶妣隹为妻,甚至妣隹这一支的子嗣都不是楚人的直系先祖,怎么来的“企图和华夏中心文明拉上关系的心理”呢?如果是为了“企图和华夏中心文明拉上关系”而“编造的”,直接把楚人说成是妣隹之后,岂不是简单明了得多?由此即可见在神话学派影响之下,会无逻辑到何种程度。

再往后,分析到“季连?其有甹,从及之盘”句,邴尚白先生从整理者说,将“”读为“泮”,然而却并没有解释是何水之泮,甚至邴尚白先生自己在文中也已指出“‘汌水’与‘及之泮’一句相距颇远,也不能如此指代”,既然并非汌水之泮,“汌水”与“”字间又未见其他河流,那么这个“”字何以就能如整理者所言读为“”了呢?出土文献的释读,从来都是以若原字可通则不宜改易为它字为基本原则的吧?整理者在没有任何文献材料支持、也没有指出原字有何不妥的情况下改易原文,这本就是大忌,邴尚白先生不以为异,反而认为“大体可从”,笔者对此只能表示深为不解。“盘庚之子”的“”字与“从及之盘”的“”字字形全同,最简单直接的理解无疑就是“从及之盘”的“”就是盘庚所得名的“”,这个“”应该是地名,在别无材料支持的情况下另出任何异说都不符合释字的基本原则,这是笔者这样的外行都知道的事情,何以这么多专业人士反到全不遵循呢?

最后邴尚白先生讨论的是“京宗”问题,“京宗”数见于《楚居》,多数学人皆以为是同一个“京宗”,然而各家推测的地点就大相径庭,邴尚白先生认同的仍是整理者的《中次八经》景山说。实际上,稍加考虑即不难想到,若自季连至熊狂都是居于同一个“京宗”,何以会与下文“尽居夷屯”的记述不同,在每个“京宗”之间都穿插了其他的记述呢?如果“京宗”确是同一个“京宗”,以先秦国族得名惯例,楚人就该名“京人”而不是“楚人”,这都是非常明显的疑点。再对照历史地理研究史上著名的“郢”地之争,“京宗”的状况正与“郢”的状况类似,由此推断“京宗”也并非是同一地点,不是更合理的多吗?



[1] 《出土文献文字与语法研读论文集 第一辑》第121~156页,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9月。

[2]《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 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932011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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