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补一)“乎”

子居

 

  笔者曾在《安大简〈邦风·召南·驺虞〉解析》中提到:“之所以“简文无「乎」”,当是因为安大简《邦风》整体非常可能是抄自单用语气词“乎”尚未出现的某个《邦风》版本。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1]曾分析语气词“乎”约出现于春秋前期之末,但准确地说,应当详细表述为在春秋前期之末以前只有书作“虖”并与“乌”固定结合为“乌虖”的辞例,目前未见早于春秋前期的单用语气词“乎”辞例,故单用语气词“乎”推测是很可能出现于春秋前期之末左右的,且诸夏各地实际使用应还存在因传播耗时而带来的早晚时间差异。现在安大简《邦风》展示出一种相当早的《邦风》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对应于《毛诗》中存在单用语气词“乎”的篇章,皆未出现“乎”字,如传世本《秦风·权舆》的“于我乎”、“于嗟乎”在安大简本则作“始也于我”、“于差”,两处于安大简中皆无“乎”字;《毛诗·魏风·汾沮洳》的“殊异乎公族”在安大简本《侯风·汾沮洳》则作“𢼲异公族”,也是没有“乎”字;《毛诗·鄘风·桑中》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安大简《桑中》则作“期我桑中,要我上宫,遗我淇之上可”,非常明显同样是没有“乎”字。所以,笔者判断安大简《邦风》当是出自某个单用语气词“乎”尚未出现的《邦风》版本。《驺虞》无“乎”字这个情况甚至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仍存原貌,《阜阳汉简诗经研究》记:“毛‘于嗟乎驺虞’之‘乎’字为《阜诗》所无。按《驺虞》二章,章三句,各章仅此句为五字句,其余两句为四字句,以《野有死麕》篇《阜诗》较《毛诗》少三字例之,《驺虞》阜较毛少二字。”[2]从这个角度分析,则传世本《风》、《雅》、《颂》中的单用语气词“乎”,恐怕非常多都是后人因为歌咏或书写习惯不同而逐渐补入的。[3]而对于此点,在写完《安大简〈邦风·召南·驺虞〉解析》后,笔者仍觉得有并不协调的感觉,所以在之后又做了些探索,关于虚词“乎”得到了与笔者在两篇《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中非常不同的结论,因为涉及的内容较关键,故草成此文。

  为了与“书作“虖”并与“乌”固定结合为“乌虖”的辞例”(又作於乎)中实际相当于“呼”的“乎”相区别,下文中所指出“乎”皆为并不与“乌(於)”组合使用的“乎”,毕竟虚词“乎”与“乌虖”二者并不是同一个词。

据黄德宽先生《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根据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检测结果,加速器质谱(AMS)14C测试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是距今(1950年)约2280年。[4]因此安大简的时间约属公元前330左右,为战国后期前段。理论上讲,安大简《邦风》如果要抄录,应该是抄录同期略早的或者是属战国前期的《邦风》版本最为可能,直接抄录春秋时期《邦风》版本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自春秋时期至战国前期,如果虚词“乎”在战国后期之前就存在,那么从春秋到战国的传抄过程中,混入传抄版本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且由“之”、“也”、“兮”等词的安大简版本《邦风》和传世版本《国风》比较来看,安大简版本的抄录明显并不考虑严格忠实于原始《邦风》版本,安大简本《邦风》中若干非常明显的字词讹误和倒置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何以安大简《邦风》中单独没有混入虚词“乎”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了。由于以上原因,笔者又去搜索了同为先秦出土文献的清华简各篇中虚词“乎”的使用情况,发现在清华简中所有用到虚词“乎”的篇章,都是笔者在清华简各篇《解析》文章中根据词汇使用情况推定为战国后期或战国末期的篇章,而所有笔者推定为春秋时期的清华简各篇,都没有使用虚词“乎”的辞例。更具明显时段标示特征的还有清华简《系年》共二十三章内容,由于《系年》有清晰的时间记录,因此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就已指出:“由所用词汇来看,清华简《系年》颇有《诗》、《书》、《左》、《国》之风,但又较《诗》、《书》平易,没有《左》、《国》那样的大段人物对话,虽有可能有属于讳言的内容,但整体上不似《春秋》、《竹书纪年》等的史家笔法。清华简《系年》的二十三章,从春秋初期、前期、后期、末期,至于战国初期、前期,各事件的时间脉络是很清楚的,各章的记录又多是在所叙事件之后不久,此点使得清华简《系年》在总体上确实体现出编年体特征。但以各章之间的差别来看的话,又明显类似于《国语》中的国别体。故而笔者认为,清华简《系年》是在脱离《书》系的诰命体影响后向独立记事发展,从而下启《左传》、《国语》并成为《左传》、《国语》中内容之原始材料来源的先秦时期重要文体,其各章的演变过程正揭示了《左》、《国》等的成因。而由于其自身各章节的记录时间线索都是非常明确的,从而也为先秦语法研究、词汇研究、音韵研究、史地研究等提供了一个其他出土及传世文献材料所完全不能比拟的长时间跨度的可靠标尺。[5]所以《系年》这个“其他出土及传世文献材料所完全不能比拟的长时间跨度的可靠标尺。”可以反映出的内容远超目前学人所能意识到的程度。清华简《系年》最晚记录到楚悼王时期,正属战国前期,且《系年》中也完全没有使用虚词“乎”的辞例,这就强化了虚词“乎”实际出现于战国后期这一可能性。考虑到此点,笔者又转而使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制作的“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数据库”[6]检索了一下春秋战国金文中虚词“乎”的使用情况,在该数据库中,春秋战国金文中虚词“乎”的用例最早为战国后期后段《中山王鼎》(《集成》02840)的“而况在于少君乎”、“社稷其庶乎”句,正与安大简所属时段相近且略晚。因此,由安大简《邦风》、各篇清华简和春秋战国金文的情况来判断,虚词“乎”的出现时间就在战国后期前段至战国后期后段之间,也即虚词“乎”的实际出现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这个结论对于先秦出土文献应该是很重要的,可以由此为一大批先秦出土文献的成文时间划出一个分水岭。据此可以清晰判断,郭店简《老子》、《缁衣》、《六德》、《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尊德义》、《成之闻之》、《语丛一》、《语丛三》,上博一《孔子诗论》、《缁衣》,上博二《鲁邦大旱》、《民之父母》、《容成氏》,上博三《仲弓》,上博四《曹沫之陈》、《柬大王泊旱》、《相邦之道》,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康子问于孔子》、《融师有成》、《弟子问》、《鬼神之明》,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竞公虐》、《申公臣灵王》、《庄王既成》,上博七《武王践阼》、上博八《李颂》、《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全部都非常可能是成文时间不早于战国后期前段的。但因为虚词“乎”的使用需要一些相关语境,因此并不能由此反推没有用到虚词“乎”的各篇就肯定早于战国后期,其他各篇仍然需要按用词特征具体分析。

相对于没有经过秦汉以来后世传抄的先秦出土文献,先秦传世文献在这方面则不大适用虚词“乎”这个判断标准,也即先秦传世文献中偶尔会出现虚词“乎”的篇章仍然可能早于战国后期,将传世版本的《国风》与安大简《邦风》比较就可以清晰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先秦传世文献仍需通过笔者两篇《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所提到的词汇和其他具有时段特征的词汇来具体判断。



[1]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1/01/01/247,2011年1月1日。

[2] 《阜阳汉简诗经研究》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

[3]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8/04/1018/,2020年8月4日。

[4][4] 《文物》2017年第9期。

[5]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2/01/06/201,2012年1月6日。

[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https://inscription.asdc.sinica.edu.tw/c_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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